抢先上映的两部电影有些温，国庆档的扛鼎之作非它莫属了
2020年的日历撕得太快了。
由于疫情控制得当，旅游、影院、线下演出等行业相继恢复，加上国庆与中秋双节叠加，今年“十一”腾出了8天的假期——比往年的春节还要多。此时此刻，全国上下有一种补了一个“晚年”的错觉。
电影市场更是如此。从春节档“穿越”而来的动画电影《姜子牙》，就打出了“一起把这个‘年’补上”的口号。另外两部春节档电影《夺冠》《急先锋》已经在“十一”长假开始前上映，但票房表现都不达预期，尤其是《夺冠》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今年国庆档的头牌之争，就在《姜子牙》与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（以下简称《家乡》）之间。虽然《姜子牙》的预售高出《家乡》不少，但只有后者才是为这个档期定制的影片，猫眼专业版也更看好后者的表现。
五个农村短片的“三性统一”
在我看来，徐峥的《最后一课》艺术性最强，而闫非、彭大魔合作的《神笔马亮》喜剧效果最佳。在尽量不剧透的前提下，我简单介绍一下5个故事的内容与风格。
《北京好人》最温情。这个故事像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（以下简称《祖国》）中《北京你好》单元的续集，葛优演的角色还叫“张北京”，依然是个贫嘴、热心肠的北京大爷。和他搭戏的则是在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中本色演出的非职业演员——张占义。
《北京好人》是《家乡》中唯一个发生在城里的故事。它把一个助人为乐的故事拍得几经波折、妙趣横生，在最后一刻点出了“全民医保”的主题，戏剧性、喜剧性、政治性融合得非常得体，为整部电影开了个好头。
《天上掉下个UFO》最脑洞。陈思诚下一部电影是科幻片《外太空的莫扎特》，他先在贵州黔南的大山中过了一把瘾。2019年被称为“中国科幻电影元年”，《流浪地球》的导演郭帆、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的片段都在《天上掉下个UFO》中出现。刺激陈思诚这个脑洞的原点，或许是黔南的超级工程——“中国天眼”。
既然国家可以在大山深处搞出一个观测宇宙的神器，普通老百姓难道不会思考——科技能给大山带来哪些更加实用性的变化吗？于是，就有了黄渤塑造的“山村爱迪生”形象。其实，如果看过宋方金早年编剧的电视电影《飞》，你就明白，中国的农村从来不缺白日梦想家。
《最后一课》最深情。徐峥这个故事与陈思诚的科幻脑洞紧挨着，或许还有另一层深意——它还原了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在改编刘慈欣原著《乡村教师》过程中，舍弃掉的乡村教师在基层延续知识香火的高光与伟岸。
在刘慈欣笔下，乡村教师忍着病痛在课堂传授知识，最终这点看上去微茫的工作却拯救了地球——那种坚韧与意志，并不亚于征服宇宙的高维文明力量。
《最后一课》主打的是“忆苦思甜”。在科幻电影中，用记忆做文章经常是抒发男女之情，比如《我脑海中的橡皮擦》《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》。徐峥则用“记忆碎片”，拼凑出了乡村教师的博大情怀。这个故事，在范伟的动情演绎下，更戳人。
《回乡之路》最反转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公路片，闫妮饰演的从农村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回乡参加校庆，一路上被邓超扮演的“学弟”各种套近乎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然而，故事到了结尾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反转。
《神笔马亮》最喜剧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喜剧效果与喜剧演员的数量成正比，而《神笔马亮》主创基本上都来自开心麻花团队，就连客串的辣目洋子也是演喜剧成名。
在预告片中，《神笔马亮》还与《夏洛特烦恼》做了互动，而闫非、彭大魔的“西虹市喜剧宇宙”也初具规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神笔马亮》不仅喜剧效果非常棒，也圆满完成了“脱贫支农”的价值表达，而且这种表达是高级的。甚至，他们可以一边“上价值”的同时，一边消解这种严肃性，同时产生一种喜剧效果，简直绝了。
为什么说《家乡》生正逢时？
都是命题作文——前者是“新中国成立70周年”，后者是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”；都是名导拼盘作业；都有海量明星出演。
在内容上，《祖国》跨越70年，题材多样，是对共和国一个历时性的回溯；而《家乡》则是对“脱贫攻坚、全面小康”政策的一个共时性表达，是相对单一的农村题材。因此，《家乡》在创作上比《祖国》更有难度。
在结构上，《祖国》紧扣“70周年”主题，编织了7个单元故事，每个平均20分钟，相对比较急促；而《家乡》则按地域划分，从“东西南北”各挑选一个乡村，加上“北京”单元，一共5个故事，每个平均30分钟，故事的完整性有了更多保障。
在立意上，《祖国》聚焦历史瞬间，完成的是个体与共同体的链接；而《家乡》聚焦“老少边穷”，完成的是中心对于边缘意义的重建。
与其他同类题材不同，《家乡》拍得非常具有时代感，5个故事通过短视频直播组合起来，也实现了与银幕前观众的互动。
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农村地区的流行，以及电商、物流、5G等基建的下乡，作为边缘的乡村风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这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，也让农民致富有了更多门路。
在看电影过程中，除了会为精彩的故事或捧腹或落泪，也能看到《航拍中国》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影子。事实上，这两档纪录片分别在地理与人文方面，重新构建着边缘的文化意义，让一二线都市中打拼的中国人，看到国土纵深之处另一种风景与生活方式。
在《把自己作为方法——与项飚谈话》一书中，人类学者项飚讲到，中国今后要处理好“中心”和“边缘”的关系。“如果没有地方在文化上的自治，大家都往中心挤，其实挺危险的”，所以要让边缘的生活变得有趣。
今年以来，“五条人”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能如此大放异彩，除了个人魅力之外，可能他们正是抒发了中国最普遍的边缘——“县城”的文化风貌和价值。去年的九连真人更加典型，他们的故事甚至可以拍一个《家乡》单元。
农村题材影视剧在今年的大量出现，与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”的政策节点息息相关。尽管这些作品的诞生不是市场的产物，但在当下的中国，主旋律作品的传播与社会影响力被高度重视。
与电影类似，“脱贫攻坚”主题的电视剧，如《闽宁镇》《石头开花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，也采用了“明星+优质团队”的创作模式。但由于商业模式不同，二者对于“卖相”的要求大有不同，电影显然在这方面的压力更大——喜剧化的处理可能是这个疑难杂症的最优解。
电影市场化以来，农村题材一直是小众的艺术电影、独立电影的取材范畴，却与高票房的商业片无缘。比如《过昭关》《平原上的夏洛特》《一个勺子》《心迷宫》《百鸟朝凤》等影片，无不是叫好不叫座。
这就产生一个巨大的悖论：中国电影人创作的农村题材影片，大多都不是给农村观众拍的。
8亿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对优势，他们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经历了哪些喜怒哀乐，应该是文艺作品表现的重点之一。即便作为文化多元化的一种体现，农村戏也应该一直存在，而不仅仅是“政策年”的一时热度。
《家乡》不仅拍了一部农民完全能接受的农村片，而且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电影。
就在今天，国庆与中秋双节毕至，前者祝福国家，后者祈福家庭，而家国情怀也正是《家乡》最浓的色彩。
集体经历了新冠疫情这样一场延宕至今的公共卫生事件，中国人太需要一部喜剧片来宣泄上半年的不愉快了；而新冠疫情触发的国际时局新变动，也需要每个中国人凝视一番“我和我的家乡”，唱起那首遥远而又熟悉的旋律——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
【文/杨文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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